五月己丑，高贵乡公卒，年二十
这一现象非魏晋特有，历代皆然。涉及到敏感事件时，史官会特别谨慎，惜墨如金，避免因“暴扬国恶”而惹祸上身。
（2）司马彪
司马彪是西晋宗室，颇富文才，曾撰《九州春秋》与《续汉书》。今本《后汉书》中《志》的部分，便是缀补自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。
（司马）彪字绍统，高阳王（司马）睦长子也。博览群籍，注《庄子》，作《九州春秋》。--《晋书 司马彪传》
作为一名根正苗红的宗室成员，司马彪的对魏室的回护动机（维护魏晋禅代的合法性），要比陈寿更加强烈。
他在《续汉书》中，不仅没有提及“伏完诽谤曹操”的事情，还宣称伏后是被汉献帝下诏处死，将曹操在事件中扮演的丑恶角色完全剔除干净。
孝献伏皇后，琅琊东武人，侍中辅国将军不其侯（伏）完女也。后坐与父完谋为奸书，诈罔无道。上（指汉献帝）收后下暴室诏狱，忧死，兄弟皆伏诛。--《续汉书》
在司马彪的叙事记载中，根本找不到任何与曹氏有关的线索，因此很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，认为伏后之死，乃是因为她“谋为奸书”才被皇帝丈夫惩罚。
（3）谢承
谢承是吴国学者，也是孙权的妻弟。
他撰写的《后汉书》，对伏后之死的描述极尽详细。范晔《后汉书》中帝、后诀别的记载，便是以谢承《后汉书》为底本。
曹操逼献帝废伏后，以尚书令华歆、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。后闭户藏壁中，歆就牵后出。时（献）帝在外殿，后被发徒跣行，泣过，诀曰：“不能复相活耶！”帝曰：“我亦不知命在何时！”--谢承《后汉书》
在谢承笔下，华歆是“勒兵入宫”的奸贼，伏后是“被发徒跣”的羔羊，献帝则是“不知命在何时”的傀儡。而群像背后，则是“逼帝废后”的曹操。
如此写法，对《魏书》记载的“秽史”不啻为一记无情的耳光。
伏皇后曰：不能复相活耶
由于谢承对该事件的细节描述过于细致，因此引来了部分学者的质疑。有学者认为谢承作为吴人，道听途说，对汉廷宫闱秘闻的细节处理可能有夸大之处。
实际上作为远在江南的曹魏敌国，吴人所书的可信度应该受到同等的历史学审视。--徐冲《名实之间：献帝纪与献帝传》
考虑到谢承是孙权的妻弟，可知其修史背后，无疑存在东吴官方的干预指导。
吴主（孙）权谢夫人，会稽山阴人。弟（谢）承，武陵太守，撰《后汉书》百余卷。--《吴书 谢夫人传》
换言之，谢承的《后汉书》与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，其实可以视作双生的历史镜像，分别映射出“贬魏”与“尊魏”的政治主张。
（4）《曹瞒传》作者
《曹瞒传》作者佚名，相传为三国时吴人所著。
对伏后之死的记载，《曹瞒传》与谢承《后汉书》的记载完全没有区别，近似于逐字誊写，因此其立场也便不言而喻。
（曹）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（伏）后，后闭户匿壁中。歆坏户发壁，牵后出。（献）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，后被发徒跣过，执帝手曰：“不能复相活邪？”帝曰：“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。”--《曹瞒传》
作为吴国学者，对曹魏持贬斥态度是理所当然的，固无足论。
（5）袁晔
袁晔是袁迪之孙，袁迪是徐州广陵人，在汉末丧乱时跟随张纮等人渡江，依附孙氏兄弟。
（袁）迪孙（袁）晔，字思光，作《献帝春秋》，云（袁）迪与张纮等俱过江。--裴松之
考虑到这一层关系，袁晔的政治立场也便不难想见。
在袁晔撰写的《献帝春秋》中，对曹氏的丑恶行径也多有揭露。不过《献帝春秋》全文已佚，今日只剩零散辑本。
虽然在目前可见的佚文中，未见袁晔对“伏后之死”的具体记载，但他对曹操“架空汉帝”的诸多行径均有涉及，因此相关桥段亦被范晔原封不动地收录入《后汉书 伏皇后纪》中。
献帝都许，守位而已。宿卫近侍，莫非曹氏党旧姻戚。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，曹操恶而杀之。--《献帝春秋》
自帝都许，守位而已。宿卫兵侍（《献帝春秋》作“近侍”），莫非曹氏党旧姻戚。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，曹操恶而杀之。--《后汉书 伏皇后纪》
照此推断，袁晔对伏后之死必有论述，只不过因时代久远而未能传世。
（6）习凿齿
习凿齿是东晋学者。东晋由于偏安江左，腐朽无能，不得不替这一尴尬局面寻找说辞；因此便试图强化吴、蜀法统，贬抑曹魏法统。
在习凿齿口中，曹操这个扫平江北的枭雄，竟然仅仅是“暂制数州之人”、“未曾为天下之主”，被贬低得一无是处。其背后目的不言自明。
昔共工伯（霸）有九州，秦政（指始皇帝）奄平区夏，鞭挞华戎，专总六合，犹不见序于帝王，沦没于战国。何况暂制数州之人（指曹操），威行境内而已，便可推为一代者乎！--《晋书 习凿齿传》
何况暂制数州之人，便可推为一代者乎
因此在习凿齿所著的《汉晋春秋》中，全文誊写了袁晔的《献帝春秋》，这份记载也被范晔收入《后汉书》，如前所述。
献帝都许，守位而已。宿卫近侍，莫非曹氏党旧恩戚（《献帝春秋》作“姻戚”）。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，曹操恶而杀之。--《汉晋春秋》
（7）范晔
范晔仕于南朝刘宋，所处的环境与习凿齿相似，也属于“偏霸之局”。因此范晔也不出意外地秉承了“非曹”的叙事立场，《魏书》中所有的回护之辞，在《后汉书》中均被修改，以符合实际情况。
比如曹操的官职来源，在《魏书》中被记载为皇帝册封，在《后汉书》中则被记载为曹操僭越自领。
五月丙申，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，持节策命（曹）公为魏公。--《魏书 武帝纪》
夏五月丙申，曹操自立为魏公，加九锡。--《后汉书 献帝纪》
清代学者赵翼，因此夸奖范晔，称他“据事直书”，还表示“史法应如是”。
虽陈寿修书于晋，不能无所讳；蔚宗（范晔字蔚宗）修书于（刘）宋，已隔两朝，可以据事直书。固其所值之时不同，然史法应如是也。--《廿四史札记》
由于范晔所处的年代，在谢承、袁晔、陈寿、司马彪、习凿齿等人之后，因此兼采众家，在《后汉书 伏皇后纪》中，绘声绘色地撰成一篇妙文，把曹操的奸险、华歆的卑劣、汉帝的无助、伏后的无辜描绘地淋漓尽致，基本可以视作“借古喻今”的文化创作，以标榜南朝之正统所在。
书写方式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立场
通过上节的论述，可以清楚看到，陈寿与司马彪秉承“尊曹”的修史立场；东吴、东晋以及南朝学者，则无一例外秉承“非曹”的修史立场。
司马彪由于出身西晋宗室，因此对“魏晋禅代”的合法性回护动机最为强烈。《续汉书》对伏后之死的记载也最具“秽史”色彩。
陈寿作为入晋蜀人，对魏朝并无太多感情，虽然修史时有“以魏为正朔”的政治需要，但也算客观直白地记录了历史事件，只不过相关细节较为模糊。
至于同时代的谢承、袁晔以及《曹瞒传》作者，由于仕于敌国（东吴），因此对曹魏的贬低丑化便不遗余力。
书（指《曹瞒传》）出敌人之口，故于曹操奸恶，备载无遗。--《三国志补注续》
书出敌人之口，故于曹操奸恶，备载无遗
这种出于特定政治目的而撰写的史书，自然难免夸大不实之处。
不仅是谢承《后汉书》的记载真实性遭到学者怀疑，连《献帝春秋》也被驳斥为“虚罔”。
袁晔甚至由于发散思维过了分，被裴松之怒斥为“虚罔之类，此最为甚”。
《献帝春秋》云（荀）彧欲发伏后事而求使至邺，而方诬太祖云“昔已尝言”。言既无征，回托以官渡之虞，俯仰之间，辞情顿屈……袁暐（即袁晔）虚罔之类，此最为甚也！--裴松之
当然，从后世的中立视角看，谢承、袁晔等人的记载，细节方面固然存在诸多漏洞，但在大方向的把握上，应该比曹魏史书更贴近现实情况。比如伏后之死，一定是源自曹操授意，而不会是源自献帝之意。
至于习凿齿、范晔等南朝学者，由于长期处在偏安环境，不得不竭力攻击北朝的法统，曹魏因此受到连累，沦为史官“借古喻今”的发泄工具。
不过从另一方面看，东晋与刘宋，自己没有能力收复江北大地，便污蔑统一江北的曹操是“暂制数州之人”。这种“恨人有，笑人无”的可鄙心态，乃是鲁迅口中的精神胜利法，亦不足取。
一言蔽之，西晋时代的史家（陈寿、司马彪），由于普天一统的局面与魏晋禅代的历史背景，便秉持尊奉曹魏的修史立场。
至于六朝（东吴、东晋、宋齐梁陈）的史家，由于南北分裂的历史背景与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，便秉持贬抑曹魏的修史立场。可见“身在其位，必谋其政”乃是金玉良言，古今皆如是。
华歆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历史背景
在“伏后之死”事件中，尚书令华歆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。他不仅“勒兵入宫”，还“破壁，牵伏后出”，一副十足的鹰犬面孔，可憎之极。
（曹操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，勒兵入宫收（伏）后。（伏）闭户藏壁中，歆就牵后出。--《后汉书 伏皇后纪》
尚书令华歆，勒兵入宫收伏后
然而需要注意，《魏书》和《续汉书》均未记载华歆“勒兵入宫”之事，因此该处记载的史源，当来自谢承《后汉书》或吴人《曹瞒传》。
东吴远在江左，对许县发生的诸多故事，尤其是宫闱秘闻，不可能得到十分准确的消息。虽然吴人所撰史料，排除了“为魏室避讳”的因素，但可信度同样应该受到详细审视。
其（指《曹瞒传》）言（曹）操少好飞鹰走狗……及华歆入宫收伏后事，语皆质直，不为魏讳。--章宗源《二十五史补编》
正如学者徐冲所论，这种极富戏剧感的叙事，乃是东吴王朝的政治需要。可知伏后之死源自曹操授意不假，但包括华歆在内的诸多细节问题，则须另作他论。
注：见徐冲《名实之间：献帝纪与献帝传》。
或者说，华歆可能参与了谋害伏后的事件，也可能没有参与该事件。即使华歆参与其中，也未必是以主谋的形象出现。
这就引出一个问题：即东吴官方为什么要借题发挥，把华歆塑造为一个丧心病狂的卑劣小人？
理由很简单。因为华歆曾是孙策僚属，最终却背叛孙吴，投靠曹魏。
按《华歆传》记载，曹操曾以汉廷名义征辟华歆，而孙权“不欲遣”，华歆通过一番游说，才说服孙权放自己归北。
太祖在官渡，表天子征（华）歆。孙权欲不遣，歆谓权曰：“将军奉王命……是为养无用之物，非将军之良计也。”权悦，乃遣歆。--《魏书 华歆传》
考虑到《华歆传》列于《魏书》当中，华歆又在魏位居三公，其中的书写立场与真实性问题，同样需要审视。
与华歆齐名的王朗，亦曾是孙策的政治囚徒，“流移穷困，朝不谋夕”。被汉廷征召后，王朗“辗转江海”，历尽艰辛才抵达北国。
（孙）策以（王）朗儒雅，诘让而不害。虽流移穷困，朝不谋夕……太祖表征之，朗自曲阿展转江海，积年乃至。--《魏书 王朗传》
由王朗案例来看，华歆想要离开江东，也绝非易事。《华歆传》所谓的游说孙权，恐怕多有美化之处。
即使华歆出走，得到了孙权同意，恐怕其中硍节也并不简单。
孙策幕僚张纮也曾被汉廷征辟，但最终还是不忘故主，找机会返回了东吴。华歆却一去不返，还在魏国高官厚禄，长车驷马，享尽了荣华富贵。
建安四年，（孙）策遣（张）纮奉章至许宫……曹公闻（孙）策薨，欲因丧伐吴。（张）纮谏，以为乘人之丧，既非古义……曹公欲令（张）纮辅（孙）权内附，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。--《吴书 张纮传》
魏国既建，（华歆）为御史大夫。文帝即王位，拜相国，封安乐乡侯。--《魏书 华歆传》
王朗与华歆，在《魏书》中同传，按“事类相从”的修史原则，可知属于性质相近的人物。《世说新语》亦将二人列为同类。
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。（华）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，王（朗）亦学之。--《世说新语 德行篇》
二人昔日在江东分别担任会稽太守与豫章太守，又同为孙策所囚。二人入魏后，又皆至三公，履历相似程度极高。
按王朗入魏后，称孙策、周瑜为“天下大贼”的记载看，华歆对孙吴方面的态度恐怕也不会多么友善。
（王）朗曰：“（孙）策勇冠一世……周公瑾，江淮之杰，攘臂而为其将。谋而有成，所规不细，终为天下大贼，非徒狗盗而已。”--《汉晋春秋》
王朗：孙策终为天下大贼，非徒狗盗而已
这就能够解释，为什么华歆这个以“德度著称”的君子，在东吴的史料中，是以一副卑劣小人的猥琐形象出现。
这是因为在东吴看来，华歆乃是本朝之叛徒，理应被钉上国史的耻辱柱。
小结
对“伏后之死”的历史书写，可以充分反映出魏晋之世的修史立场。
在普天一统的局面下，无论是陈寿还是司马彪，总体还是遵循回护魏室的基调；但在天下分裂的局面下，谢承、袁晔、范晔等人，便公开驳斥魏室的法统。
其背后原因，无外乎南朝偏安江左，孱弱无能；为了增加自身的合法性，不得不刻意贬低北朝君主的正统地位。
谢承是孙权的妻弟，其修史立场固无足论；范晔处在宋文帝北伐失败的历史背景下，因此借用“伏后之死”的历史事件，达到贬低曹魏、借古喻今（贬低北朝法统）的政治目的。
由此可知，《后汉书 伏皇后纪》的修史动机并不单纯，虽然剔除了“为尊者讳”的政治因素，却也掺杂进南朝官方的政治干预。类似情况在历史上亦曾多次发生，数见不鲜。
另外从“史源”角度回溯，可以发现华歆在该事件中的丑恶形象，更多源自东吴方面的刻意杜撰，意在抨击其“弃吴入魏”的叛逆行径。
当然，不能因此否认华歆曾参与过谋害伏后的可能性，但华歆在事件中的形象是否真如吴人描述般卑劣，则需要审慎看待。
概而论之，历史的书写，终究无法脱离史官所处的政治环境。伏后也好，华歆也罢，其形象构建均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。亦可知一切历史，均为当代史。
我是胖咪，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。漫谈历史趣闻，专注三国史。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、吉光片羽，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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