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得从宋仁宗嘉祐年间说起，其时王安石在京任职，苏洵携生平著作与二子游京师，往来于公卿之门，投文邀名，求官乞职，如在上宰相韩琦的书信中便说 ：“洵年老无聊，家产破坏，欲从相公乞一官职。”尽管“吃相”有点难看，但苏洵大器晚成，文笔老辣，因此文章在京师士大夫间被广泛传阅，备受赞赏，唯独王安石嗤之以鼻，认为苏洵之文不过是拾战国纵横家之唾余罢了，“屡诋于众”。苏洵奔走于公卿之门求官的行为，更是王安石平生所瞧不起的 ：“彼游公卿之门、求公卿之礼者，皆战国之奸民。”

随父亲游京师的苏轼、苏辙兄弟，少年才俊，文名满京华，却同样不入王安石的法眼。嘉祐六年，苏氏兄弟双双考中制科，获授官职。王安石却对好友吕公著说：苏轼的策论，“全类战国文章，若安石为考官，必黜之”。这是不是王安石的偏见呢？我们看苏轼应制举的一段策论就清楚了 ：“宜明敕天下之吏，使以岁时纠察凶民，而徙其尤无良者，不必待其自入于刑，而间则命使出按郡县，有子不孝、有弟不悌、好讼而数犯法者，皆诛无赦。”论调与《商君书》《韩非子》何其相似？

王安石还以苏辙的策论意在讨好宰相韩琦、“专攻人主”为由，拒绝给苏辙起草任官的诏敕，因为苏辙那篇策论写得特别过火，采道听途说之言，恣意抨击仁宗“陛下自近岁以来，宫中贵姬至以千数，歌舞饮酒，欢乐失节”。虽然所言不实，但仁宗觉得苏辙勇气可嘉，决定录取他。王安石却认为苏辙卖直沽名。

因为这层过节，苏洵对王安石恨之入骨，曾跟欧阳修说 ：“以某观之，此人异时必乱天下。使其得志立朝，虽聪明之主，亦将为其诳惑，内翰何为与之游乎？”相传老苏还写了一篇《辨奸论》：“夫面垢不忘洗，衣垢不忘浣，此人之至情也。今也不然，衣夷狄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，此岂其情也哉？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。”暗示王安石是“大奸慝”。

不过，以王安石骄傲的个性，即便知道自己的言论得罪了苏洵，惹下了仇怨，他也是不在乎的。

现在许多网文都说，王安石是激进派，司马光是保守派，而苏轼是中间派，“不仅反对新党的激烈变法，也反对旧党的因循守旧”云云，这其实是今人想象出来的苏轼形象，完全不合史实。历史中的苏轼，一开始就是最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，不管王安石推出什么新潮，他都会站出来反对，或者写诗讽刺。只是在地方辗转为官之后，特别是经历过“乌台诗案”之后，才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固执立场，转为支持一部分新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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